ReportsThe Sixth 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 Conference
Report by Tang Xiumin (Nanjing University)
传记与翻译
—— 第六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年会综述
唐岫敏
Tang Xiumin
2008年6月23日至6月26日第六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年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约三百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针对会议主题“传记文学与翻译艺术”进行了热烈的发言和广泛的讨论，其中所涉及的内容与研究热点显示出不同文化对于传记与翻译两大概念的不同关注和理解，反映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在传记研究方面的进展。本次会议由夏威夷大学传记研究中心承办，会议办得非常出色，作为组织者，克瑞格·豪威斯（Craig Howes）教授居功至伟。
一
美国的迈克尔·特拉特纳（Michael Tratner）教授的发言《翻译的价值：重商经济论与波卡洪塔斯的种种传记》(Translating Values: Mercantilist Economics and the Many “Biographys” of Pocahantas)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关于美国印地安人波卡洪塔斯的传记文本，考察了白人殖民者如何在传记的话语文本中利用“翻译”行为消解印第安人的民族性和民族利益。
《艺术家传记电影中天才的性别：性与摄影棚》（The Gender of Genius in Artists’ Biopics: Sex and the Studio）是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朱力·F·考德尔（Julie F. Codell）的发言。考德尔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传记电影中的性别歧视，指出传记电影往往将男性画家表现为艺术成就非凡的大师，却乐于表现女性画家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她的结论是，在霸权社会里，性别的差异阻止了女性画家被“翻译”成艺术天才的可能。
来自美国纽约的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分析了有关“九一一”事件的两部图画文本。路易斯认为，《九一一报告：图文改编本》用图画形式表述政府文件，意在解释晦涩难懂的政治词汇，和公共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与艺术家的连环画《在没有双塔的影子里》同样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同样的作者意图，因此图文本的文件形式并不能损害政府文件的严肃性，也影响不了读者对公共政策意图的理解。
尼日利亚学者阿迈迪（Dan Chima Amadi）结合传记与身份的问题，通过探讨本国的传记写作现状，得出结论认为，传记理当恪守文学规则：既娱乐大众，又教育大众。长江大学的杨宪明（Yang Xianming）先生从互联网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记形式近年来迅猛的发展。他认为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新的写作媒介，也为大众提供了关于“英雄”的新概念、新表现方法、扩大了传记写作的疆界。同时，互联网写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整个写作水平下降，缺少提升社会道德机制的教育成分等等。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阿拉娜·贝尔（Alana Bell）的论文研究了加拿大著名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 1932-1982）的传记对青少年的影响。通过比较传记《为精益求精而奋斗：格伦·古尔德的故事》（Vladimir Konieczny，Struggling for Perfection: The Story of Glenn Gould）和以古尔德故事为基础创作的获奖传记小说《大师》（Tim Wynne-Jones，The Maestro）两个文本，贝尔认为，为青少年写作的传记重点在于扩展和实现身份认同，加强民族名人的身份和集体记忆；而为成人写作的传记重点在于挖掘名人成就背后的心理动机。
澳大利亚学者凯特·道格拉斯（Kate Douglas）的论文研究了伤痕（trauma）传记。她以澳大利亚纪录片《爱恩的非洲男人烹饪学校》(Ayen’s Cooking School for African Men, 2007)为研究文本，揭示了表现伤痛的新叙事方式，即不直接呈现冲突，言辞不激烈，态度不激动，采取含蓄迂回的叙述策略。在传记的表现技巧的实验上，来自澳大利亚的格伦·德鲁兹（Glenn D’Cruz）研究了2的传记影片《我不在那里》。他认为，导演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在影片中使用了六名演员分别饰演传主生命中不同的阶段，其中包括一名十三岁的美国黑人少年和一名澳大利亚女演员，其实是为了避免将传主形象具007年好莱坞最具创新意识象化，而把电影当作表现“存在”（Being），展现传主多面性的一个场所。
唐岫敏(Tang Xiumin的论文《真实肖像之外：论传记翻译中的再现》(Beyond an Authentic Portrait: Represent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从文化、意识形态、市场三个方面探讨了传记翻译中的“不忠实”现象，认为传记翻译是一种遗憾艺术。
二
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的提莫西·多·艾当斯（Timothy Dow Adams）教授研究了美国人莎拉·苏拉利（Sara Suleri）的自传《没有肉的日子》（Meatless Days, 1989），揭示出这部自传通过食物、身体和身体政治的强大三角叙事结构，突出了作者在后殖民时代充满政治意味的巴基斯坦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对比。
美国的神学教授约翰·D·巴波（John D. Barbour）的发言《流浪与文化翻译》（Exile and Culture Translation）细读了三部流浪他乡者的学术自传经典：萨义德的《格格不入》、雷拉·阿海默德(Leila Ahmed)的《边界通道》（Border Passage, 1999）卡罗斯·爱拉(Carlos Eire)的《等待哈瓦那的雪》(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 2003)。巴波认为，流浪者把故土的价值观翻译到新的环境中来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流放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或美国黑人的遭遇类似。流放生活是把流放者对故土的记忆和乡愁翻译成新的内容，形成个人身份的组成部分，构成自传写作的叙事策略和他们最终价值观与责任感的象征。
对外经贸大学的许德金(Xu Dejin)教授的发言《卢梭的<忏悔录>及其对当代中国忏悔文学的影响》（Rousseau’s Confessions and It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fession Literature）通过对比《忏悔录》在中国的几个不同译本，探讨了这部自传经典对中国当代传记写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
北京大学赵白生（Zhao Baisheng）的主题发言《并置效应：中国日记家对美国生活的阐释》（Juxtaposition Effect: Interpreting American Lives by Chinese Diarists）通过研究胡适和吴宓的日记，揭示了日记的传记性与自传性的并置效应。来自美国缅因州立大学的凯特琳·布雷格斯（Kaitlin Briggs）的论文《身陷语言之林：多萝西·达什金的<没有表情的间隙>的不可出版性》(Caught in the Language Forest: The Unpublishability of Dorothy Dushkin’s The Glassy Interval)则是探讨了一个未能出版的日记案例。她认为，改变了日记中的人称就是改变了日记的主体，是《没有表现力的幕间》（The Glassy Interval）不能出版的主要原因。
关于《安妮·弗兰克日记》（Diaries of Anne Frank）的讨论仍在继续。苏珊娜·L·邦克斯（Suzanne L. Bunkers）的论文《影印工程：安妮·弗兰克日记与对安妮的翻译》(The Facsimiles Project: Translation and the Diaries of Anne Frank)针对荷兰战争博物馆影印《安妮·弗兰克日记》的工作做了详细研究，认为影印就是保障日记的真实性。来自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历史系的学者莫尼卡·苏埃亭（Monica Soeting）则认为，倘若把日记单纯看作是二战的真实史料，那么就误读了日记作者的原始意图以及日记自身的本质。首先，1947年出版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已经不是日记原件，而是经过修改加工的日记。其次，《安妮·弗兰克日记》中的人物“基蒂”和日记中提到的其他几位人物都是小说中的人物。由此，莫尼卡认为，各种文字版本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只能看作是文学作品，不能当作历史文书。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劳莉·麦克内尔（Laurie NcNeill）的发言《翻译之得：对<安妮日记>的（误）读与（误）用》（Gained in Translation: The (Mis)Reading and (Mis)Uses of The Diary of Anne Frank）从翻译与文化的角度透视了《安妮·弗兰克日记》。她认为翻译能够生成更多的文化意义，因为翻译活动分为语言学翻译和文化翻译两个层次。在《安妮·弗兰克日记》的广泛流传中，各种语言中的文化大众趣味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大众趣味当中，文类、市场运作、和文化价值发挥了重大作用。
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Popkin）用日记论证了自传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他认为日记和自传一样存着着虚构成份。历史学家不应当有重日记轻自传的倾向。
四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胜惠·A·雷诺兹（Katsue A. Reynolds）的论文《翻译吉田松阴传记——保皇派，还是革命者？》（Translating the Life of Yoshida Shoin – A Nationalist or Revolutionary Leader?）研究了日本启领明治维新的人物吉田松阴的信件及其翻译情况，认为细读吉田松阴的信件，可以了解真实的吉田松阴。
G·汤姆斯·库瑟（G. Thomas Couser）的《代际翻译：子女对痴呆父辈的叙事》研究了三部关于与照看身患老年失忆症的父亲的回忆录，认为此类传记难免带着作者的主体性，很难采取中立的、而不是救星式的姿态。
美国德克萨斯科技大学的(Laura J. Beard)的发言通过把个人照、自传和家庭照结合在一起考察了西班牙作家（Ana María Shua）的传记体小说《回忆录》（1998），揭示了各种文类在一种文体中保持各自独立性和连续性方面如何不易。
玛丽·毕斯迈尔斯（Mary Besemeres）的《熟悉而陌生的故土：第二/第三代人的回忆录中的文化翻译》探讨了一般游记与寻根游记的不同。在她看来，倘若一般游记可以被视作民族志，第二、第三代移民后代的寻根游记就应当被视作自传性民族志，因为在这类回忆录式的游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熟悉的陌生”、“错位的似曾相识”等等字眼。
北京外贸大学孙建秋(Sun Jianqiu)教授的发言《编辑声音》以她编写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Minnie Vautrin）回忆录的经历，探讨了图片与叙事的关系,认为图片只有附加了充分的说明，才能使之圆满完成叙事功能。北京农业大学的的钟燕(Zhong Yan)从文化视角考察了三位美籍华人的传记写作：水仙花的回忆录《一位欧洲华人心语一页》(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1909)、王玉雪的《第一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50)、和汤亭亭的《女勇士》，探讨了她们身处文化边缘如何保存自我，同时溶入主流文化，完成文化翻译的过程。
